己亥杂诗表达了作者怎样的情感,己亥杂诗的落花表达了什么情感( 三 )


龚自珍到30岁前后 , 在学术思想上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。 他从对正统派考据学严历地批判到坚决抛弃考据学 , 接受今文经学《春秋》公羊学派的影响 , 从刘逢禄学习 , “从君烧尽虫鱼学 , 甘作东京卖饼家”(《杂诗 , 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 , 得十有四首》) 。 但他肯定考据学的有用的部分;同时也批判今文经学杂以谶纬五行的“恶习” , 而主张“经世致用” , 倡导学术要为现实政治服务 。 从此他更自觉地使学术研究密切地与现实政治社会问题联系 , 研究的课题更为广泛 。 他“为天地东西南北之学” , 研究地理学 , 而特别致力于当代的典章制度和边疆民族地理 , 撰《蒙古图志》 , 完成了十之五六;对现实政治社会问题也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, 写《西域置行省议》和《东南罢番舶议》 , 主张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巩固西北边疆 。 随着生活经验和历史知识的增长 , 以及政治、学术思想的逐渐成熟 , 他深入探讨了天地万物以及社会文化的起源和发展问题 , 并把经史、百家、小学、舆地以及当代典章制度的研究 , 完全统一起来 , 形成一个相当完整的历史观 。 他说:“周之世 , 官大者史 。 史之外无有语言焉;史之外无有文字焉;史之外无人伦品目焉 。 史存则周存 , 史亡而周亡 。 ”(《古史钩沉论二》)这里有前辈章学诚“六经皆史”观点的影响 , 但比章说更扩大、通达、完整 , 更有科学性和战斗性 。 他把古代的一切历史文化的功罪完全归结到史官 , 并以当代的史官即历史家自任 。 他认为史官之所以可尊 , 在于史官能站得高 , 从全面着眼 , 作客观的、公正的现实政治社会的批判 。 这实际是要使历史和现实政治社会问题即“当今之务”联系起来 , 应用《春秋》公羊学派变化的观点、发展的观点 , 在“尊史”的口号下 , 对腐朽的现实政治社会作全面的批判 。 这就是他在《尊隐》里所尊“横天地之隐”的具体化 。
与此同时 , 他继续不断地关心现实政治社会的重大问题 , 不断地提出批判和建议 , 始终没有与庸俗官僚同流合污 。 道光九年(1829)殿试《对策》中 , 他肯定经史的作用 , 更指出经史之用必以现实问题为依据 , “不通乎当世之务 , 不知经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缓、孰亟、孰可行、孰不可行也”;对现实问题 , 特别关切西北边疆和东南海防 , 要求皇上“益奠南国苍生” , “益诫西边将帅” 。 同年十二月 , 有《上大学士书》 , 建议改革内阁制度 。 他对腐朽的官僚机构和庸俗官僚深恶痛绝 。 道光十二年(1832)夏 , 又有手陈“当今急务八条” , 其中之一就是“汰冗滥”(《己亥杂诗》自注) 。 道光十八年(1838) , 林则徐奉命到广东海口查禁鸦片 , 他作了《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》 , 向林则徐“献三种决定义 , 三种旁义,三种答难义,一种归墟义” 。 主张严禁鸦片 , 坚决抵抗英国侵略者;主张和外国作有益的通商,严格禁止奢侈品的输入;并驳斥了僚吏、幕客、游客、商贾、绅士等等各式投降派的有害论调 。 在中英鸦片战争发生后 , 江苏巡抚梁章巨驻防上海 , 他在丹阳书院于暴死前数日写信给梁“论时事,并约即日解馆来访,稍助筹笔”(梁章巨《师友集》卷六《仁和龚定盦主事》条) , 表示希望参加梁章巨的幕府 , 共同抵抗英国侵略者 , 更表现出坚决反抗外国侵略的爱国主义精神 。
龚自珍在中年以后 , 随着仕途失意 , 感慨日深 , 思想也陷入矛盾、烦恼和痛苦 , “坐耗苍茫想 , 全凭琐屑谋”(《撰羽林山馆金石墨本记成 , 弁端二十字》) 。 有时想以“搜罗文献”自慰 , “狂胪文献耗中年 , 亦是今生后起缘”(《猛忆》);甚至想“发大心” , 寄幻想于佛教 , 以求超世间的解脱 。 但他爱祖国,关心现实,无法排除“外缘” , 终于成不了佛教徒 。 龚自珍的思想就其主导方面说 , 虽然他的批判不彻底 , 改良的目标不明确 , 但他的政治思想和态度始终是积极的 , 他看到清王朝的现实统治为“衰世” , 为“日之将夕” , 确信未来时代的巨大变化 , 并寄以极大的热情和希望 , 也是始终一贯的 。 他是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始发生重大变化的前夕 , 一个主张改革腐朽现状和抵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、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启蒙思想家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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